“此前，广州就提出要取缔生物质成型燃料。理由是根据国家编制的《高污染燃料目录》，生物质成型燃料在不使用专用锅炉、未配置高效除尘装置的情况下是高污染燃料。这种表述明显是对国家规定的‘调包’。生态环境部强调的是生物质成型燃料在什么情况下是清洁的、可用的，而广州强调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是污染的、禁止的。”王彪透露，“虽然通过各方努力，广州对政策进行了调整，但其实在后续的实施和管控上，总体还是趋紧的。”

“就全国而言，现在不同地方、不同部门、不同主管领导的理解不同 ，不同的政策效果也不一样。”王彪坦言，目前，对生物质成型燃料的政策各方还存在争议。“所以，有的地方领导支持，出台的政策就更多强调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，要鼓励支持。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可能不太关注或者不感兴趣，政策就会模糊不清，甚至是有禁止、取缔的倾向。”

“不应笼统地以目录形式予以归并”

“其实，纵观《高污染燃料目录》，只有标题上有‘高污染’，但具体目录中的正文却丝毫没有提及‘高污染’，而是强调对不同燃料的管控。”在王彪看来，“高污染燃料目录”更适合叫做“城市污染控制区可用燃料目录”。

早在2017年《高污染燃料目录》出台前的意见征求中，就有企业曾提出：“‘高污染燃料’，其实并没有明确定义和具体标准。而且在实际应用中，所谓的‘高污染燃料’是可以向‘清洁燃料’转化的。如在火电厂，超低排放的高污染燃料——电煤，比一般意义上的‘天然气’排放还要低。同样，‘生物质成型燃料’在生物质锅炉中使用，配套多管除尘加布袋除尘，其排放也可以达到‘天然气’的排放标准。”

王彪认为，对于燃料的污染与否，不能简单通过目录管控，判定依据应该是统一的排放标准。“设定一个标准，燃料在什么条件下达到什么标准，就确定为什么品类，而不应笼统地以目录形式予以归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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